肉番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21世纪以来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与数字技术的迭代，为后发国家实现发展追赶提供了技术可能，尤其是人工智能作为通用型技术，本应成为缩小全球发展差距的普惠性工具。但现实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:全球贫富分化达到二战后最高水平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22倍扩大至2023年的28倍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。

现有研究对这一悖论的解释分为两大脉络:新古典经济学将不平等归因于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本不足、技术吸收能力薄弱等内部因素，回避了全球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;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国际垄断、中心一外围理论揭示了不平等的制度本质，但大多停留在静态结构分析，未能以资本运动为核心，揭示不平等的动态累积机制。基于此，本文以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循环为核心主线，揭示全球不平等的动态生成逻辑，并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对这一逻辑的重构与放大效应。

二、全球不平等的核心根源: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循环与剩余价值转移

全球不平等的本质，并非技术差距带来的自然发展差异，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循环体系中，剩余价值跨国转移与中心国家集中实现的必然结果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提出的资本总公式(G-W...P...W-G)，在全球化时代拓展为“中心国家预付垄断资本-全球生产要素配置-外围国家生产过程-垄断定价商品-中心国家剩余价值实现与积累”的全球循环体系。

在这一循环体系中，分工、技术、制度、权力不再是静态的垄断支柱，而是嵌入资本循环全流程的四大动态机制:其一，分工机制是资本的全球空间配置机制，通过全球价值链层级切割，将外围国家锁定在低增殖的加工制造环节，为剩余价值生产奠定空间基础;其二，技术机制是资本增殖的强化机制，通过核心技术垄断扩大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差额，放大超额剩余价值规模;其三，制度机制是资本流通的保障机制，通过主导全球贸易、知识产权规则，保障垄断资本自由流动与剩余价值跨国回流;其四，权力机制是资本循环的强制保障机制，通过科技遏制、金融制裁等国家手段，阻断外围国家的追赶路径，维护垄断循环的稳定性。

四大机制的协同作用，形成了“剩余价值中心实现-垄断资本积累-壁垒强化-剩余价值转移规模扩大”的循环累积闭环，这一闭环不存在自发收敛的市场机制，最终导致全球不平等的持续固化。

三、人工智能时代的垄断重构与不平等放大效应

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非加剧不平等的根源，但其被国际垄断资本掌控后，全面重构了资本循环的四大机制，成为垄断资本循环的加速器，使全球不平等进入了更强的自我强化路径。

在分工维度，人工智能重构了全球价值链的层级结构，垄断资本牢牢掌控大模型训练、高端芯片、核心算法研发等核心环节，将数据标注、低端算力运维等低附加值环节向外围国家转移，形成了全新的“中心-外围”分工格局，价值链利润分配差距从传统的8:2扩大至95:5，剩余价值转移效率大幅提升。在技术维度，人工智能形成了“技术-数据-算力”三重垄断闭环，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门槛呈指数级上升，原本可通过技术扩散消解的生产率差距，转化为永久性的制度鸿沟。在制度与权力维度，美西方国家主导制定严苛的AI跨境数据规则、芯片出口管制规则，以算力封锁、实体清单为核心的智能霸权，替代了传统贸易制裁，成为维护垄断循环的新型强制工具。

四、中国的应对路径

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不平等，核心在于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的循环壁垒，构建自主可控、普惠包容的发展体系。其一，坚持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自立自强，突破高端芯片、核心算法等关键技术垄断，打破国际垄断的技术壁垒;其二，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为载体，构建包容性的AI合作体系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、人才支持，搭建替代性的价值循环网络;其三，积极参与全球AI治理规则制定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;其四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发展，而非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，为全球不平等治理提供中国方案。

五、结论

全球不平等的本质，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循环体系中剩余价值跨国转移的必然结果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循环的垄断性与累积性。只有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的制度性壁垒，重构全球价值生产与分配体系，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普惠性力量，从根源上遏制全球不平等的持续扩大。

菅泽华：人工智能时代下全球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中国路径